笔端秋肃

曾经一度用过SINA BLOG，在我发现那是个错误的选择之后，还是毅然回到了这里，继续惨淡经营。

但或许过于惨淡（？），连自己打开也慢得难以忍受，同时，感觉这般“作践”自己也没有必要；所以，我决定搬了。

新的地址是：http://wangqin.blogbus.com/

很坦荡的域名，也好记些。

希望各位同志能继续莅临指导，并且随心所欲留言。

 

但问题是，会不会再换回来？但愿不会了，这里引用一句我曾经引用过的甘阳的话：权且是将错就错！（有人恐怕能听出这里的“弦外之音”。。）

《中华读书报》的2007年终盘点特刊里有一篇是徐友渔先生写的，当中提到：“继《正义论》之后，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以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陆续出版，标志着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我们这里形成了小小的气候和热潮。”我读到这里，不禁微叹：不是罢？别的不敢说，《万民法》这书我对照英文版读过，译者译得不好，作者写得更糟，这样的东西也能“在我们这里”掀起研究热潮，倒是值得深长思的。

《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出版多年了，然而似乎颇受欢迎，现在书店里也还见得到，所以感到有必要拨拨寒灰，炒炒冷饭。这本书也许不是我读过的误译最多的书，但其误译之恼人却令我印象深刻。权举一例，第9页有这么一句话，说：“人民必须承认，若是未能规制自己的成员，未能保护领土不受征服，未能防止人民不经许可移往他国，其所造成的损失都是无法弥补的。”也许读上去不大通顺，但在阅读过程中，你肯定不会为这样的句子稍做停顿，因为毕竟它太平淡无奇了。可假如我告诉你，这一整句的意思完全译错了，你又做何感想？原文为：Peopl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y cannot make up for failing to regulate their numbers or to care for their land by conquest in war, or by migrating into another people’s territory without their consent。首先，译者根本没看出句子的结构。这里的主干其实是to make up for B by A，也就是“用A来补偿B”。因此，所谓“保护领土不受征服”完全是无中生有了，因为“征服”是A部分的内容，“领土”却是B部分的内容，两者毫不搭界；其次，“人民不经许可移往他国”也语焉不详，好像说的是人民未经本国许可就移往他国，而作者说的其实是“在未经他国国民认可的情况下就移入他国居住”。现试将该句重译如下：人民必须明白，他们不能依靠武力征服或者在未经他国国民认可的情况下就移入他国居住的方法来解决自己未能控制好人口数量或未能照料好土地所造成的危机。

我们要探寻误译形成的深层原因：为什么译者会译错？除了语言方面的因素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缘由了吗？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译者根本没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话，为什么要这样隐曲地表达。实际上，罗尔斯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心目中隐含着一个现实中的对象，那就是跟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周边地区的阿拉伯人发生矛盾冲突的以色列人。罗尔斯暗指以色列不能靠武力征服以及强行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来解决内部矛盾。众所周知，加沙地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所以罗尔斯才提到了人口数量问题；以色列一直想增加自己的领土，所以罗尔斯才提到了土地问题。明白了这一切，回头再去读上面的句子，你才可能对罗尔斯的话语有准确的理解。然而，事实上《万民法》一书对以色列只字未提（这也是罗尔斯理论的荒唐所在：明明是针对现实说的，却用抽象的理论方式将现实的意图包裹起来，让人误以为该理论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罗尔斯心目中隐含的这个对象只能靠读者的背景知识及阅读经验补充出来。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想把一本书翻译好，绝不是简简单单具备一点外语知识就万事大吉了的。《万民法》的译者虽然表态相当诚恳，但译文最终达到的效果却很难让人称善。

书中的误译可以举出一大把，限于篇幅，这里只再拈一例。第109页上有一句说：“有两种虚无主义战争观……一种用Sherman的话讲，叫做‘战争纯属地狱’，这意味着一切都会尽快成为过去。”我们想想看，为什么“战争是地狱”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还得“尽快”？事实上，原文写的是：anything goes to get it over with as soon as possible。这句的意思是说：只要能让该死的战争尽快完事，采取什么手段都在所不惜。句子由三段习惯用法组成，anything goes是一段，get……over with是一段，as soon as possible是一段。第一段的意思译者恐怕一点都不清楚。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初版第738页解释go的第23个义项，明明白白写着：“被准许，被接受”，例句是“Anything goes here。这儿干什么都行”。假若译者稍微用点心，查查字典，也不会令译文像现在这样偏离原意了。

其实我想问的依然是，这样的东西是怎么“在我们这里”掀起研究热潮的呢？我们在“热潮”中研究的又是些什么？

豆瓣是个好地方，很多有志于学术的青年都会在上面探讨严肃的理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我是没有能力在那种场合高谈阔论，所以只是偶尔做做旁观者。话说这样当然很不好，我知道；然而对着屏幕“争鸣”，也实在颇费神。

然而我的SPACE据说也是搞得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似的，这倒是其次，要是给人以“占山为王”的架势，就不好了。但鉴于偶尔来逛逛的人们比我预期的要多那么几个，又并不知道底细，于是乎，写起日志来都有些下意识地“说黑话”。到底没有朱大师的视野，也就没有其行文的潇洒，这是只有艳羡的份的……

最近看的几本书之一，是一部名为《文学部唯野教授》的日本小说，形式颇“后现代”，目录以二十世纪西方各家理论流派为线索，每一章都明确地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说的是唯野教授所属“文学部”的各个校园内部事件，而后半部分则以“讲课录音”一般的形式呈现，如果单把这一部分拿出来，堪比最近赵一凡的那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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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没有找兼职，没有写文章，没有看大书……却在看《“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

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其实大部分文章都是在1928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大事件”，之前在看《鲁迅全集》和别的相关文学史的时候虽然也曾略知一二，但总觉得非亲眼看看这些当年叱诧文坛的文章，就不晓得它是个什么模样。遗憾得很，粗略地差不多翻完了上册，我却觉得“恶心，恶心，第三个恶心”了。倒不是因为这些论争的文章里没有什么理论——相反，到处的都是“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汜”等理论名词——而是由创造社、太阳社们发动起来的这次“革命文学”实在有些天生营养不良。看人挑担不吃力，用在这里倒很朴素到位。症结在于：这群外国回来的理论家们太迷恋于日本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回到上海来果然发现了一个差不多的社会（当然，往往要加上一个“双重压迫”云），用他们自己人的话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达到500万了云。但上海的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与整个中国的历史状况是否一致？鲁迅看得明白清楚，老百姓那里知道什么革命不革命，只叫你“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于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往往被当作一个“补充”因素加入到论述中去，而几乎没有讨论中国庞大的农民如果要作为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可能把握他们？这本文集里的论争五花八门，你一句我一嘴，但大多数却都停留在对对手的文辞斤斤计较，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几乎没有清楚明白把问题说清楚的意思。所谓“问题”，无非两个：1、革命文学由谁来做？2、革命文学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对于第一个问题，讨论之初似乎是意见迭出，有认为应该是无产阶级自己来做的，也有认为应该等到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再来做所谓的“革命文学”的；但到1928年讨论进一步深入之后，人们普遍同意不一定非要无产阶级来做革命文学——因为据说无产阶级内部有一些人本身已经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蒂沃洛基”污染了的——而只要一个阶级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便可以做革命文学。但如何获得这个“意识”，却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答案，难怪鲁迅要说，到时候可以期望出现个什么“无产阶级意识速成班”。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则一般而言，答案总是描写工农大众的反抗的内容。但革命文学家们强调说，一方面，革命文学并不是描写“炸弹”“血”就是革命了，而是要深入到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去，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眼光观察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五四文学之所以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描写的“主客观”之分），原因就是五四作家们对于黑暗现象的暴露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作家只是站在一旁的观看者，而革命文学则是要求作家给出出路的。但文集中有一篇读者来信就很有意思（当然是登在《语丝》上面的），说创造社的创作，无非也就是爱情之类“小资产阶级文学”描写的对象，总而言之，坐在茶馆里面看到了妓女，进而批判一番资本主义，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什么“革命文学”的。这种批评当然很刻薄，但“革命文学”的论家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应对策略，除了意味的强调“革命文学”的独特性之外，又一再强调革命文学只是一个“萌芽”状态。

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前面说的，由于革命文学论争的发源地在上海，而这班“青年人”们又多是出国留学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急不可待地把理论运用到中国，实际上却没有办法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表征——枉论想象——因此，当年的这场论争若不是在1929年适时地结束，对文学创作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他们对于理论的迷信、对于五四文学的轻易打发，只是证明了自身理论的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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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就这么快过去了。现在据说重视中华传统节日，不知道这元旦是否也要平淡一些？以我的恶意揣度，大概是觉着消费群体还太少的缘故，让老年人去圣诞狂欢显然是不现实不可能，买两块重阳糕倒很实际。一落笔就跑题了。

我不太记得07年上半年干了些什么了，下半年却发生好多事情，感觉像过了几年似的。首先是暑假里在朱大师领导下的读书会，又有实习，还有一次看戏。有什么遗憾么？我不记得了，估计是有许多的吧。有什么展望？完成倪老布置的任务，完成毕业论文，就算好咯~！

想来这么敷衍地写日志是不大对得起访客们的，那么贴一首名诗在下面吧，最近颇有许多同志在周围念叨这首诗，不过丝毫不像是“未来派诗人”写出来的东西（这里引的据说是闻一多先生的译文）：

 

密腊波桥

[法]阿波利奈尔

 

塞纳河在密腊波桥下扬波
我们的爱情
应当追忆么
在痛苦的后面往往来了欢乐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脸对着脸
在我们胳膊的桥梁
底下永恒的视线
追随着困倦的波澜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爱情消逝了象一江流逝的春水
爱情消逝了
生命多么迂回
希望又是多么雄伟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过去一天又过去一周
不论是时间是爱情
过去了就不再回头
塞纳河在密腊波桥下奔流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托克维尔那部人尽皆知的名著汉译本叫《论美国的民主》。甘阳认为，Democracy in America翻译成“民主在美国”更好一些。然而，今天我却不是想说哪个翻译更好，更不是想评论这本书，而是想说说12月24日发生在南开大学的“别克车撞人”事件。

事情的原委，网络上还可以找到相关的报道和回忆，此不赘述。然而，事情本身即亮出了大学生们——起码是参与这起事件的大学生们——的鲜红的底色。不管这个车主是什么来历，哪怕是天皇老子，在这个事件中注定失败在群情激愤之下，连同他们的黑暗的别克车。

有人说这是暴动。照这么说，学生便是暴民了。这种轻率而不负责任的看法，只能说明如今没有历史感的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大学生们。我们听厌了社会舆论对青年的指责，认为他们耽于享乐、好逸恶劳，据说社会风气造成了如今青少年不关心政治，没有历史感，大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叹。这种判断正确与否，是不能靠“规范”场合来定断的，相反，在历史的某个特定瞬间恰恰能判定孰是孰非：不论那些参与的学生在前一个小时在做什么，甚或正想去网吧，去K歌，去寝室睡觉，或者翘课……他们站在这个历史的当下，就是胜利者——此刻这就是历史。那么，是不是暴动？问题不是“是”或者“不是”，问题永远是：谁说了算？谁来定义“暴动”？这里根本不需要参考什么法条，因为具体的法律在此只具有形式的空洞的意义，一切“规范”在此苍白无力，就像一只本来就发育不全的丧家犬在强大的主人面前摇尾乞怜。而这个主人——这一“主体”——就是学生。警察在此中扮演了应有的不光彩角色，他们或许不明白，这个情形超出了当下中国国家机器的惯用伎俩，不但不能在充满委琐行为和肮脏勾当的“秩序规范”内去判断，而且就连“规范”本身也成为了遭唾弃的对象。

这个同质性的主体不是别的，没有别的意义，只有“民主”的意义。实质性民主永远不可能是议会制度下几个政党的暗箱操作，更不可能是一党独大下的政治傀儡伎俩；恰恰相反。实质民主只可能发生在具有同质的共同体内，这就好像平等永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所谓的民主，如果不是这样的群众性力量，还能是别的什么？难道一个或几个政党偷偷摸摸推选出来几个候选人让百姓不明不白地不记名投票能算“民主”？之所以这些大学生体现了民主的实质，也全亏了社会舆论的造势：据说没有“政治意识”，没有历史感，宛如一盘散沙分崩离析的当代大学生，在这种“历史的当下”能够凭借一种不需要协商原则的态度而站到一起，这种力量仿佛让人可以看到所谓的“社会运动”可能拥有的潜能。虽然这个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诉求，但从这种不需要费神思量、可以事后归结到“道德感”、“压抑情绪”等等一系列原因的爆发之中，真实的历史向我们展开了活生生的“民主”向度。

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说，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虽然南开大学的这起事件没有如此鲜明的对立面——从这点上说，学生们的对手实在太不堪一击了——却可以分明地看到“沙聚之邦，转而为人国”的历史瞬间。我想，这恐怕算得上是快要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最为“和谐”的一件事。

前天花了一天在做毛巾小兔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劳改犯的感觉，没想到不久就为自己的这种不刻苦学习付出了代价……不晓得三月初能不能写出来毕业论文的初稿，不过也确实没有时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完两篇杂文的资料编纂整理工作，但我已经不想看到“鲁迅”这个名字了。

到期刊网上搜论文，下意识地在关键词里敲上“狂人日记”……后来才发现应该是“拿来主义”。这种状态只可能说明我适合去当《摩登时代》里的机械工。

中午吃饭的时候，听一个同志说走到如今已不可能回头了，只不过父母这里有点过意不去，狠不下心。

说实在的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知道我这种“出身”有问题（不革命）的人无论怎么说也无法把我的感受知识化，一旦知识化只有求助于自由主义了。如果不想这么做，那就只好在空间里随地大小便。

这不是传统文化不传统文化的事情，哪里有那么便当的事情，说这个是糟粕你就避之惟恐不及了？不可能的，否则这也太方便了，“金钱万恶”不知道人说多少遍了。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知识化，而是体验。但体验着实是自己的，我觉得看书比看门舒服，有快感，这当然不好说因为父母让我去看门所以我就不念书了。从这一层讲，这个时代培养不出士大夫，真的士大夫，恐怕骨子里都是老庄思想打底。我缴械投降，我绕不过去。对不起得很，我决计不等到解放了，什么时候退出革命，谁也说不准。

我和许多人都说过，要是给我中了五百万，最好还中两次，那我立马明天开始关起门来一心只读圣贤书——尽管“人笨万事难”。可既然我都不买彩票，这几率无论如何不会落到我头上来的。做研究，必得有钱、有闲、有文化才行；如此说来，倒可能是白领们，机会大一些，只待他们从“公民”变到“诸众”。可是干吗呢，诸众又能怎样？

绕不过去。我承认自己没有那么坚强，甚至没有那么坚定。我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一刻也停歇不下。就算放假，我也不会停下来。因为我知道，一旦停下来而不感到不踏实，就一切都晚了。父母知道没有，我可不知道。然而我想他们是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是我一直在用功读书，他们从小就这样期待我。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真的，最近总是在日志里煽情，而且是莫名其妙的那种。挪鸡拉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谁能来裁判这生活的高下？春田兄当年的犹豫不是一时蒙蔽心智，换作是我也会犹豫甚至干脆就此过上平静的生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个长征对我而言始终是爬雪山，越到上头越呼吸困难。

我好像离山下很远了。那里的欢声笑语，都与我无关。这仿佛很好。然而，笼罩在雾气中的山顶的谈笑风生，我却也只有高山仰止的份。我的四周是稗草。无边无际的那种。

写完了《狂人日记》研究评述的稿子，又近凌晨。豆瓣上瞎逛，又近一点钟了。看了“学术中国”上面的一则博客链接，题目是《朋友们飞黄腾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作者满肚子的苦楚，到最后却强作坚强地说“奋斗吧！”，真有点像《十字街头》里几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但也让人联想郁达夫的《沉沦》。

看到挪鸡拉说搜索张腾会搜到她的博客上去，于是就好奇地在GOOGLE和百度上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没有，颇有些遗憾。但意外的是，搜到了两则消息：一，打头条的是图书馆催促他还《逻辑学是什么》。二，我和他都得了“冯契本科生征文”奖，他三等，我二等，正好和去年相反。这个奖莫非是每投必中么？不过总算没有打水漂，还可以拿一点钱，虽然不多，但总有……订一束花那么多吧。开玩笑。

于是继续在网上乱搜，不过发现和自己的名字雷同的人实在太多，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女生，好像很多地方谈到其感情事体；不管怎样，想再搜出一条中奖消息来恐怕是不可能了。

最近也常想，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可能是什么意思？是将灵魂的规定性灵活化么，还是重新定义自然正当？“思而不学则殆”，但我还是喜欢“不求甚解”。庸俗的理解，无非说人的本质得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确立。但“他人”是什么意思？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曾经还算“左派”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个人到现在都成为小资们引以为同志的经典，但意思究竟是什么？缺乏公共性的表现。没有公共性，你是社会主义者，别人也不会另眼相看。问题是问题是，我究竟想干吗？是介入，还是揭竿革命，推翻重来？如果是前者，思想上连“自由左派”都算不上，只能算“欲望的合理化”。不能想了。如果到头来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连“不是”的阶段都没达到，简直没有方法可想。

可是，可是，这不经意的惊鸿一瞥真的那么重要吗？我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很重要。

似乎该更新日志了，可“一说便俗”。最近买书不少，列个书单吧。但一想到敷衍还不如不写，干脆就连列书单的念头也没有了。

一如既往地忙。毕业论文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过先把手头倪老师的活忙完，再做打算——反正我也读不出什么艾芜的新东西。说实在的，我也不怎么喜欢《南行记》中的那些奇异的生活、奇异的人们。我离他们很远；我离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很远，更何况我颇怀疑艾芜笔下的那个“我”到底是不是政治侏儒。

 

写日志真的是瞻前顾后，这绝对不是写日记的体验——虽说我不曾有记日记的习惯。看了戴锦华评论《色戒》的文章，觉得确乎挺有意思，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她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消解了黄纪苏等人极左的慷慨激昂的骂词。其实戴的这套说法，只要是圈内人，大家都熟悉如何操弄。（说白了，无非是“身体”对抗“政体”。）问题却是，为什么那么多说“李安跪着”之类的谩骂却不在我们的直觉之内，或者说，为什么哪怕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看完电影也会肯定它是一部好电影？

我觉得并非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或者说，根本上这里简单地套个“自由主义”的帽子并不解决什么问题，反而容易因此而陷入绝望的逻辑。

这里问题的核心是：一部“好电影”是否有可能摆脱政治立场的站队？忍不住想引用竹内好的意思，文学（这里也可以是“电影”）和政治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需要作家努力把文学破却在政治中，两者形成张力和互动——而这种张力之所以存在，即是由于作品中无法简单定位的因素不断促使人们去打破既有的认识框架的边界，在一个可以说是“感觉结构”的层面上把握到作品自身的内核，而作品也正是以此构成与现实政治的对话。

由于电影的呈现方式与文学作品不同，视觉体验将我们放置在如梦似幻的空间，而好莱坞式电影的逻辑更在于演员的表演不断地寻求观众的认同甚至参与，并由此打破观众原有的偏见并强加以一种新的偏见。因此，《色戒》中的王佳芝就不单纯是一个政治符号，站在左边右边这样的问题不但对于导演来讲并不重要，甚至对于好的观众来讲也不是决定性因素——旷新年说一个大国需要容得下一个弱女子，此话虽然听上去像“高贵的人道主义”，但原则上是大致不错的。

不论《色戒》这部电影说的是“人”与“历史”的关系也好，后现代式的身体政治（身体背叛政治）也好，需要注意到的恰恰是在这些解读路径的背后的确预设了一种再朴素不过的肯定：这是一部好电影，它值得一说。话说回来，这些都是大话，是评论者不会说的话，是不说也罢的话。但面对一种简单的极左立场的批评，简单地嘲笑当然不对，认为它说到点子上同样毫无道理。

感觉毕竟是真实的，哪怕它是被建构的。自身体验到的无法排遣的经验，无法化约到简单的政治立场的站队。但我最后还是想说，我的意思根本不是“喜欢就是喜欢，不管别人说什么”之类。

 

由于某些部分人知道的原因，我想起了《色戒》，当然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联想。顺便一说，对照小说和电影，让某些观众耿耿于怀的王佳芝看到“钻戒”怦然心动，如果电影果然有这个效果，小说此处恰恰写了王佳芝的心理活动：她知道，一切都“太晚了”。真的，有没有戒指，有什么所谓呢？已经太晚了。

眼看着《狂人日记》的研究资料基本找妥，接下来就是最艰巨的分类了，至于什么“启蒙论”，“人性论”，“文学史读法”……都先到一边去，我要写篇日志。

 

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可能周围世界就大不一样……得了吧，我们没有历史感。像齐泽克说的那样，意识形态的缺口乃是慈悲为怀的佛教信徒不经意间拍死的蚊子。生活的逻辑太光滑，尽管脚下的大地早已四分五裂。头上的星空早已不知去向。我们也不再习惯仰望天宇，据说那是最古老的哲人思索的地方。但凡说起这样的话，一般就会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或矫情的人——这种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要是同样碰上一个矫情的人，他会回答你说，科学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可这回答驴唇不对马嘴，就好像布卢姆所说的，当问起美国60年代叛逆青年的家长们孩子的精神状况的混乱原因时，他们会回答“是对核武器的恐惧”。

我当然不是在说“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这种如今只能在哲学征文或大专生辩论里才出现的命题。当我们说我们对生活的判断时，我们究竟想得到什么回答？由此走上一条往往竖着路标为“学术”的险路，各式各样的理论会帮你回答——资本主义也好，上帝死了也好。然后，当茫然不知所措、或自得其乐于词语游戏中时，又会有声音提醒你反省：话语理论也好，现象学还原也好。最朴素的声音说：认识你自己。然后你恍然大悟：不虚此行。——这些都很真实，但归根结底太“理想”了些。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学界特别关注日常语词的使用，当80年代的一些学者还在那里动辄大谈“西方理性”和“人性”，一晃这些学者们又战战兢兢起来，仿佛每走一步都有地雷，陀爷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到了“80年代访谈录”里，一口一个“今天围绕‘友情’来谈”。这番折腾，学界中人以为是严谨和——允许我乱用一个词——理性，可是看傻的往往是还不在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圈外人士”。于是里面的人笑外面的人不“认识自己”，外面的人笑里面的人“就你们认识自己”，里面人继续笑道这就是自由主义，外面人道就他妈自由主义怎么了，里面人叹道这种自负“国将不国”，这时里面人的另一部分人跳出来了：你们是国家主义，也就是集权主义，也就是单一意志，也就是纳粹法西斯。事情往往到了这一步，就不干“外面人”什么事了，而是圈内人斗圈内人，大多一副德行。

刘小枫的《诗化哲学》最近出了个重订版，作者在“重印前记”里颇有“悔其少作”之意，说这本书提供了梳理西学脉络的失败的案例。但翻过去一页，当年的“题诗”仍赫然在目：“那宁静得像空山禅音一般的眸子/印在我四周红红绿绿的天空/当我寻觅眼前这片丛林里的小径/你的眼睛就整理我纷乱的视线/像一条透明的看不见的彩虹。”如果说在转向政治哲学（尤其是古典政治哲学）之后，刘小枫、甘阳等人以为把握到了“真谛”，从而写起文章来都神神道道的话，那我宁可欣赏年轻气盛时的这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着和毅然。这或许是个思想史课题，但思想从来不管“史”；我当然不是说历史和个体思想无关，恰恰相反，我的意思是“疼”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赶到确实的无助，我想慰藉所靠的并不是改造思想，根除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简单地指出这种“个人”的历史起源对个人而言毫无意义；然而，简单地承认这种“孤苦无告的个人”的正当性，也并不能寻找到一个真正的形式。如何将天空和大地统一到地平线的尽头，“万物皆备于我”，这个根本问题没有什么理论能解答。因为这是个平庸的时代，也不仅于此。

“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这句话是张志扬评刘小枫的，个人色彩很强，也不排除些许苦楚。但我却想把它读成《诗化哲学》题诗一样的东西，表达的却是我们的精神状况。当然，其他意思，或许也是有的。

一、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问题：

社会公正、基尼系数：2005年《中国发展报告》：1982年基尼系数为0.3，2002年为0.45。

李强统计，2004~2005年基尼系数达到0.5。公认标准：0.3以下是比较合理的社会公正状态。

*全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拥有总收入55%以上，最低收入的人口资产不到总收入的2%。

城市基尼系数为0.34，农村为0.37，而城乡之间加在一起则为0.45。可见城乡差距是基尼系数高的原因。

 

二、三十年来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

1，平等vs.分配：平等指的是客观收入状况描述，公平则是对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价值判断。

“大锅饭”平等而非公平。不平等的分配则有可能是公平的，如按劳分配。

2，改革的出发点就是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林彪事件”后，人们对于国家理想开始幻灭。

3，改革前的分配制度表现在计划化、集权化、二元化。不存在市场化倾向。

集权化：分配权利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

二元化：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和农村之间有很大差距——城市低收入制度。但社会福利保障比较完善。（住房、医疗、生活服务等）如今则是生活服务社会化。

4，对于农村来说，则是人民集体劳动，在生产队获得直接食物性分配。人民公社实行公分制，货币收入只能靠家庭自留地上的出产。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制度，除了公共医疗体系。

5，改革后的收入分配制度变化：

*邓小平：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口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带有很强的个人非配倾向。80年代中期，出现市场化分配制度。在乡镇企业中，也出现自发性资本集中、分红（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90年代后，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使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农民因此不再愿意种田，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收入成为家庭收入重要生活来源。

城市：体制内——国企改革：第一阶段，扩权让利，给与企业少量留成利润的权利，发放奖金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第二阶段，所有制和经营权分离，经营权可以发放给集体和个人，企业可以实行承包。为激励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但结果也使很多企业不思进取。第三阶段，公司化。1993年11月，十六大通过“决定”，明晰了产权关系，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此时国企具有法人财产权，分配越来越市场化，参考劳动力价格来确定工资，大幅削减企业福利。但对于企业管理层的约束不够，导致管理层和员工收入差距悬殊。到了朱镕基上台后，强行推行国企改革，使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贱卖企业）体制外——私营企业：根据市场原则分配，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庞大，企业家故意压低工资以榨取剩余价值。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歧视仍然没有实现“按劳分配”。十六大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劳动力只是其中一种，各种要素按照贡献分配。基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资本上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可以用以掩盖社会不公正现象。资本家可以入党，剥削成为光荣的事情。

资源配置效率虽然改善了，但社会收入阶层所获得的利益却大不相同。

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遭到了严重损害，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邓小平：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目标是共同富裕，这是改革的两条底线。

 

三、贫富分化的原因：富人的财富如何积聚起来？

吴敬琏认为，原因是“机会不平等”，要遏制腐败，并使垄断行业市场化。

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立场：所有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彻底实现市场化，似乎有意遗忘了社会问题。行业垄断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吗？

贫富差距的造成是由于腐败官员和资本家联合吞占国有资产。国企改革给一小部分人可能以零成本收购国企。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少，穷人可能永远是穷人。

 

四、社会矛盾激化、新的社会分层：仇富心理日益激化，普通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十大阶层”的提出：按照职业来划分，企图以此掩盖尖锐的社会不公平。

社会结构是个马拉松赛，掉队的人永远掉队，被甩出结构，而大多数人都在掉队边缘。（图海纳描述法国社会）不和谐社会。

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期的论调：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口所占比例不到15%，不太可能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占据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高端技术都来自国外，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发展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另外，中产积极中的不同人群也不可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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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吹绉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梳理《狂人日记》研究史和以阅读图式为线索编次序完全是两码事。可惜好偷懒的我以前做过前一件事，目前做起后一件来就犯难。

我发现完全是在艾芜周围旁敲侧击，我就是读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出来。

最近听罗老讲课，讲到“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重要问题”，不知为什么想落泪。

倪老师说面对文本的解读分为调情和性骚扰，问题是我发现我是底层民众，文本都是些高等级女，性骚扰也没机会的。

思路阻塞。晚睡晚起。朱羽问我读什么，我说：《等待戈多》。看得我恶心。

对前途很迷茫，这不单是因为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记得罗老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还录在这里了，叫“你以为你是革命者，别人就会爱上你吗？”另一个声音现在说：何况还不一定是。

常常和人提起《合欢树》，我觉得古雯的解释是对的，而且，是我们这一代的经验。我敢这么说。但很可能我这是瞎说。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没什么。可是我偏要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2007年10月6日，星期二。趁着下午的明媚阳光，独自上了去松江的车。那原是很拥挤的车站，下午两点半钟，也熙熙攘攘的围了好多人。大抵是那边东海学院的，出来活络活络了。没曾想，乘申闵线到了尽头，那里的松闵线却一直停着不开。等了约十来分钟，才有个售票员大妈，拿了水壶懒懒地坐下了。不一会儿司机也跟了上来，发车了，却已是三点多。去到松江大学城居然要四元，这路程的遥远着实让我吃惊。

车发动起来，方才见识到这老旧的车型有多慢。但开了不过五分钟，便否定了我先前的偏见：汽车开到加油站里去了。随着司机和站点工作人员的一阵寒暄过后，这车才缓缓驶离加油站，又不负众望地在下一个车站停靠了五分钟——为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孩一句话：“我同学还在学校里，马上就来！等一等！”

松闵线的生意确实红火，几乎每一站都有人上下车，那些连房子也没有、只有庄稼的地方也有人下车，那些连庄稼都没有、只有马路的地方也有人下车。从路边来往公交车都是“闵”字辈，到变成“松”字辈，足足花去一个小时还多的时间。又直到开至目的地，总共花去了两个小时左右。

跳下车来，已经夕阳斜照却相迎了。我凭着老校区后门一条街的经验，便判断出目前站的这条繁华街，也便是这里——起码是二期——晚饭时间最热闹的所在了。举目四望，但见落日，不见外贸，便发了消息给fell。于是在一爿名叫“天利书店”的教辅和外语读物书店里转悠，看到拥挤不堪的书架上贴着“偷窃是可耻的！”、“严禁私自拿本店书籍复印”等字样的警告，各自也不顾有没有冲突。五分钟后，fell便带了我走进一个楼道，七拐八弯，到三楼豁然开朗：各样的店铺，依着地铁出检票口处的规模和样式排在一起。稀里糊涂吃了晚饭，由伊领着大致参观了一下外贸。夜色朦胧下的XX河，还真漂亮，河道宽得很；相形之下，管樱桃河叫樱桃沟，果然不错。要是小资情调泛滥的话，那估计也就是独自望着这陌生的河，直把栏杆拍遍的时候。

然而此行却不是来参观大学城，而是来看《色戒》的。起初听fell说，这里即便是包场，也很便宜的。便宜估计是不错，然而人数也忒可观了点：老老少少都冲着《色戒》来，连看上去话都不会说的小孩儿都来了。买了票，离开场还有一段时间，去了STUCKBUCKS坐了一会，然而还谈到马克思，谈到全球资本主义，在这个上下文里，真是有点没心没肺。

话说回来，《色戒》的确是部好片子，值得去电影院看。至于说到被剪的镜头，我还是觉得——虽然我也未曾看到——该剪的都剪了。要说感情没到，那易先生和王佳芝在床上行云雨之事的镜头也实在不能让我从中有所打动，何况梁朝伟据说还要在我们这群道貌岸然、正襟危坐、被资本主义制造的艺术氛围所包裹的看客面前显示伤风败俗的身体部位，那更为礼俗所不容——更主要的，是为我的观感所不容。然而即便剪了十几二十分钟，这部电影仍然好。陈子善先生说忠于原著，似乎是差不到太多的。然而好便好在，李安让“易先生”也着实动了感情，在日本料理店里，听完王佳芝唱完一段小曲，易先生的眉头便锁了一下——奇怪的是，竟然有人笑场——接着握住王佳芝靠过来的手。不管王佳芝处刑后梁朝伟演的易先生有没有眼里噙着泪，他动感情却是真的——这便与小说不同。说到笑场，那里的观众总有些莫名其妙，就连全剧的高潮部分——王佳芝对易先生说“走啊！”，易夺门而出——也有人笑。至于其他时候的议论，那就更多了。不过，唯一一处值得肯定的议论，便是质疑特务组织管控下的上海，马路上哪来那么多人？——如果用电影技法说过去，那接下去另一处的议论就显得饶有趣味：“拍得真像四十年代的上海！”